一
　　 南宋李心傳《舊聞證誤》載：“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覽其鏡背云‘乾德四年鑄’，上大驚，以問陶、竇二內(nèi)相。二人曰：‘蜀少主嘗有此號，鏡必蜀中所鑄?！显唬骸髟紫囗毷亲x書人?！允谴笾厝宄?。”
　　 乾德（963年至968年），是宋太祖趙匡胤的第二個年號，前為建隆，后有開寶。乾德三年，宋滅蜀，有蜀國宮女被選入宋朝皇宮，其所攜帶、使用的銅鏡背面有“乾德四年鑄”的字樣。趙匡胤很是詫異，疑惑不解：現(xiàn)在才乾德三年，怎么會有乾德四年鑄造的銅鏡呢？于是，召見翰林學(xué)士陶谷、竇儀詢問。二人說：四十多年前，前蜀少主王衍，曾用過“乾德”的年號，這銅鏡應(yīng)該是那時鑄的。趙匡胤豁然而解，十分佩服，說：看來宰相還是要用讀書人！從此，開始重用讀書人。
　　 趙匡胤發(fā)出“宰相須是讀書人”的感慨，說明此事與宰相有關(guān)。查《宋史?太祖本紀(jì)》，這事，真還與宰相有關(guān)：“乾德改元，先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蜀平，蜀宮人入內(nèi)，帝見其鏡背有志‘乾德四年鑄’者，召竇儀等詰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嘗有此號?！舜笙苍唬骸飨囗氉x書人。’由是大重儒者?！倍ㄐ履晏枙r，趙匡胤特別提醒宰相，一定要“擇前代所未有者”，作為改元后的年號。宰相牽頭，幾經(jīng)推敲，確定改元乾德。乾德三年，蜀國宮人入皇宮，竟然有“乾德四年鑄”的銅鏡，“詰之”竇儀，發(fā)現(xiàn)乾德是“蜀主”曾經(jīng)用過的年號。趙匡胤疑惑得解，想起改元時的前事，感而慨之：當(dāng)宰相的，必須是讀書人??！從此，開始重用讀書人。
　　 建隆改元乾德時，當(dāng)朝宰相是趙匡胤沿用的后周三相：范質(zhì)、王溥、魏仁浦。《宋史?范質(zhì)傳》載：范質(zhì)“力學(xué)強(qiáng)記，性明悟?！薄端问?王溥傳》載：王溥“好學(xué)，手不釋卷。”《宋史?魏仁浦傳》載：魏仁浦“性寬厚，接士大夫有禮?！贝巳撸⒎遣菝?，乾德年號之失，并不能證明他們不是讀書人，只是知識面不廣，不知道以前曾有“乾德”年號。相反，陶谷、竇儀雖知道“乾德”曾是蜀主的年號，讀的書或多于范、王、魏等，卻不一定就有宰相之才。
　　 乾德二年，后周三相辭去相位，趙普繼任。趙普，小吏出身，據(jù)說“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讀書人。趙匡胤發(fā)現(xiàn)“乾德四年鑄”的銅鏡后，是否詢問于趙普，史無所載。想來，應(yīng)該問過，可能因為趙普不知其何，才“詰之”竇儀。結(jié)合趙匡胤的感慨，可以看出，在趙匡胤眼里，乾德三年時的宰相趙普，也不是“讀書人”，但趙匡胤卻并未因此撤換趙普。“作宰相須是讀書人”、“作相須讀書人”，其實只是說說而已，什么人可“作宰相”、“作相”，趙匡胤心里自有標(biāo)準(zhǔn)。
　　 雖不一定選擇“儒臣”為相，但“大重儒臣”、“大重儒者”卻成了趙匡胤的用人政策。此策在宋朝代代相襲，漸成制度，并傳之后世，至明代達(dá)到鼎盛。
　　
　　 二
　　 宋人龔鼎臣《東原錄》載：“藝祖時，新丹鳳門，梁周翰獻(xiàn)《丹鳳門賦》，帝問左右：‘何也？’對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職，國家有所興建，即為歌頌?！墼唬骸思疑w一個門樓，措大家又獻(xiàn)言語’，即擲于地。即今宣德門也?！?br />　　 藝祖，是開國皇帝的通稱，龔鼎臣筆下，指宋太祖趙匡胤。丹鳳樓，是開封城里宋室皇宮的正南門，因門樓上雕有五只鳳凰，又名五鳳樓，后改名為宣德門。丹鳳門經(jīng)過重新裝飾，“雕甍畫棟，峻角層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樓，朱欄彩檻?！保ā稏|京夢華錄》）梁周翰認(rèn)為大宋氣象不凡，乃作《丹鳳門賦》，獻(xiàn)于趙匡胤。趙匡胤不解，問左右：梁周翰這是要干什么？左右說：梁周翰是讀書人，是做文字工作的，國家有了新建設(shè)新氣象，他歌頌歌頌，是履職盡責(zé)。趙匡胤不悅：不就是蓋個門樓嗎，還值得寫這么長的賦？將梁周翰精心制作的《丹鳳門賦》扔到地上，不再看了。
　　 《宋史》有《梁周翰傳》，也提到他呈給趙匡胤的賦：“會修大內(nèi)，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痹谡返挠涊d里，趙匡胤的態(tài)度如何，不得而知。但從“人多傳誦之”，卻可看出，梁周翰的《五鳳樓賦》，至少在當(dāng)時是名篇，得到了時人的廣泛認(rèn)同。
　　 龔鼎臣是宋真宗景佑年間（1034年至1038年）的進(jìn)士。距趙匡胤在位的960年976年，半個多世紀(jì)，《東原錄》所記，有一定的可信度。《東原錄》里還有一則關(guān)于梁周翰的記載：“藝祖嘗以梁周翰補(bǔ)闕管綾錦院。多決工匠，不能處。及駕幸本院，即欲決周翰。周翰急曰：‘臣，天下名士’，既而宰相救解，藝祖言：‘欲決，教知滋味?！灬屩?。”梁周翰管理綾錦院時，工匠織錦的質(zhì)量和數(shù)量，總無法達(dá)到要求。他不知表揚是最好的督促，而是采取笞打責(zé)罰。越匡胤駕幸綾錦院，知道梁周翰經(jīng)常笞打工匠，便想讓梁周翰嘗嘗被笞打的滋味。梁周翰急了，大叫：我，是天下名士。幸而宰相在旁說情，趙匡胤才“釋之”?？梢姡汉仓茏鳛槲娜?、讀書人，并不溫文爾雅，對待下屬，很是峻急峭刻。
　　 《宋史?梁周翰傳》對此事記載更清楚：“開寶三年，遷右拾遺，監(jiān)綾綿院，改左補(bǔ)闕兼知大理正事?！碜儒\工過差，為其所訴。太祖甚怒，責(zé)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己無異，何乃遽為酷罰！’將杖之，周翰自言：‘臣負(fù)天下才名，不當(dāng)如是。’太祖乃解，止左授司農(nóng)寺丞。”到綾錦院，已是降職，又被所“杖”錦工“所訴”。趙匡胤體恤錦工，“將杖之”，梁周翰叫道：我負(fù)天下才名，不應(yīng)該挨打被杖。幸虧趙匡胤看重文人、讀書人，梁周翰才得以免打，只是再次降職為“司農(nóng)寺丞”。若是碰到朱元璋，不給脫掉褲子，把屁股打得稀爛讓他斯文掃地才怪。
　　 梁周翰是后周舊臣，其父梁彥溫與趙匡胤是舊識，《宋史?梁周翰傳》載：“初，太祖嘗識彥溫于軍中，石守信亦與彥溫舊故?！薄读褐芎矀鳌方又f：“一日，太祖語守信，將用周翰掌誥，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命。”趙匡胤本想提攜一下梁周翰，與石守信商量著要任命梁周翰為知制誥，負(fù)責(zé)起草詔令。石守信私下里給梁周翰透露了一下，這個梁周翰卻沒忍住，急匆匆地就上書謝恩。越匡胤見還沒任命，就有謝恩表上來，大怒，中止了這個想法，沒有任命。梁周翰的求名求利，在這件事上表露無遺?；蛟S，這也是后來趙匡胤不太待見梁周翰的原因吧。
　　 不管是將《丹鳳樓賦》“擲于地”，還是“遂釋之”、“乃解”，梁周翰在趙匡胤的眼里，都是不太值得看重的文人、讀書人。不管趙匡胤是真“欲決”、“將杖”，還是開玩笑只想嚇嚇這個“臨事過于嚴(yán)暴”的人，對待沒有文人、讀書人風(fēng)骨的梁周翰，趙匡胤多少抱著一點戲謔、恨鐵不成鋼的意味。但趙匡胤對沒風(fēng)骨、善投機(jī)的文人、讀書人如梁周翰者，卻依然不愿輕易“決”、“杖”，也從另一個側(cè)面證明了趙匡胤對文人、讀書人的看重。
　　
　　 三
　　 宋太祖趙匡胤，雖是武人出身，靠武功而得天下于后周柴氏“孤兒寡母”，但卻或可算是中國歷史上最看重文人、讀書人的皇帝。
　　 王夫之《宋論》載：“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nóng)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論中“三戒”，即為后世論說紛紜的“太祖誓碑”。
　　 王夫之《宋論》所本，或為陸游的《避暑漫抄》?！侗苁盥穼μ媸谋?，有比較詳細(xì)的記載：“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錀封閉甚嚴(yán)。因敕有司，自后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敕。上詣室前，再拜升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余皆遠(yuǎn)立庭中。黃門驗封啟錀，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fù)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荊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余，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辉疲骸訉O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據(jù)《避暑漫抄》所記，整個北宋時期，太祖誓碑只天子得知，“累朝最所倚任”的重臣趙普、王安禮、韓琦、富弼、王安石、司馬光、文彥博、呂夷簡等，都“不知也”。直到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年）4月，金兵攻入開封，皇宮“門皆洞開”，太祖誓碑才被撩開神秘的面紗，為世人所知。
　　 查《宋史》，不見太祖誓碑的記載?！侗苁盥?，也不能肯定是陸游所著。盡管如此，太祖誓碑，卻為后人反復(fù)引證。大家津津樂道的，是《宋論》所言之“不殺士大夫”和《避暑漫抄》所記之“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士大夫，是與文人緊密相連的一個詞；文人，又是與讀書人相差無幾的一個詞。于是，太祖誓碑，便成了趙匡胤看重文人、讀書人的重要證據(jù)。
　　 當(dāng)政者，如何對待文人、讀書人，或可算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biāo)尺。文人、讀書人自有文人、讀書人的脾性，時常管住自己的嘴、筆，喜歡對時事、世事發(fā)表自己的看法。很多時候，他們說的話、寫的文都帶“刺”，令人芒刺在背。如只喜歡“偏聽”，不愿意“兼聽”，“刺”在當(dāng)政者眼里就會成為“投槍”、“匕首”，甚至“槍彈“、”轟天炮”，感到危懼，采取強(qiáng)硬措施。于是，歷朝歷代文字獄不斷，因言獲罪者，不知凡幾。太祖誓碑不管是真是假，都是一面鏡子，寄予著文人、讀書人對當(dāng)政者的期待，也為當(dāng)政者如何善待文人、讀書人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考。
　　
　　 四
　　 文人、讀書人如何自持，歷代論說頗多。大家最為嘮叨、反復(fù)標(biāo)榜的，往往是“風(fēng)骨”。
　　 風(fēng)骨一詞，出自《晉書?赫連勃勃載記》篇未的“史臣論”：“赫連勃勃獯丑種類，入居邊宇，屬中壤分崩，緣間肆慝，控弦鳴鏑，據(jù)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qū)駕英賢，窺窬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fēng)骨魁奇，姚興睹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焙者B勃勃，匈奴人氏，深得后秦皇帝姚興敬重、信任，東晉義熙三年（407年）叛秦自立，自稱天王、大單于，建國大夏。義熙十四年（418年），即皇帝位。南朝宋元嘉二年（425年）去世，終年四十五歲。元嘉八年（431年），大夏被北魏所滅。文中之“宋祖”，不是宋太祖趙匡胤，而是取東晉而立的南朝宋之宋高祖劉裕。盡管“史臣論”表達(dá)的是《晉書》作者房玄齡等站在中原漢人立場上的評論，但其卻也不得不承認(rèn)匈奴人赫連勃勃之“器識高爽，風(fēng)骨魁奇”，可見，開朝建國者，多為奇器，非同一般。
　　 據(jù)《漢典》解釋：風(fēng)骨，既指“頑強(qiáng)的風(fēng)度、氣質(zhì)”，又指“寫字、作畫或作文的風(fēng)格有個性、有力量”。文人、讀書人的風(fēng)骨，是指他們身上具有的頑強(qiáng)風(fēng)度、氣質(zhì)和獨特個性、力量。說文人、讀書人有風(fēng)骨，對他們是一種很高的褒獎。只是，風(fēng)骨并不是所有文人、讀書人都具備的。遍觀古今，真正有風(fēng)骨的，并不多。
　　 歐陽修《歸田錄》卷一里，有則故事：“楊大年為學(xué)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進(jìn)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cè)云：‘朽壤、鼠壤、糞壤?！竽赍岣臑椤従场?。明旦，引唐故事：學(xué)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dāng)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其實，壤與境并無本質(zhì)不同，亦無褒貶之別，屢屢受契丹欺辱的宋真宗只是借“壤”發(fā)飆，在筆頭上泄泄憤、悄悄罵罵契丹而已。不想，楊大年卻當(dāng)了真。這個楊大年，雖自視甚高，“不能商量”，有敝帚自珍之嫌，但在我看來，卻算是有風(fēng)骨的文人、讀書人。
　　 最有風(fēng)骨的，或許要算魏晉時期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竹林七賢”。他們不拘禮節(jié)、寄身山野、放浪形骸、狂放不羈的種種特立獨行，為后世所津津樂道，自有一番前無古人、后乏來者的氣概。讀《世說新語》，那些簡短精練的故事，故事里睿智雋永的語錄，語錄里意蘊(yùn)無窮的寓意，在今天依然適用，依然能引起許多共鳴。超越“士為知己者死”，獨立自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視名利為糞土，或許就是魏晉名士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文人、讀書人，在今天或可稱為知識分子。他們的所作所為，或許會帶動社會風(fēng)氣。如果所有的文人、讀書人、知識分子，都能風(fēng)骨凜凜，敢言敢為，不像梁周翰那樣汲汲矻矻于名利、諂媚于上、嚴(yán)暴于下，而像楊大年那樣自尊自傲，不與皇帝“通商量”，有自己的“氣性”，社會風(fēng)氣或許便會更加清朗爽利，更加風(fēng)清云淡，更加天高地遠(yuǎn)、天寬地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