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陜西乃至中國戲劇界，曾經(jīng)有一位德高望重、深受戲劇界同仁尊敬和愛戴的老人。他奔波一生，辛勤一生，耄耋之年，依然埋首案幾、勤奮耕耘，為中國文化藝術事業(yè)的繁榮發(fā)展嘔心瀝血、盡職盡力，在中國的戲劇史上留下了一串深刻而有力的足跡，他就是我的恩師——原陜西省政協(xié)常委，中國文聯(lián)名譽委員，陜西省文聯(lián)名譽主席，陜西省文化局局長、黨組書記，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常務理事，陜西省戲劇家協(xié)會名譽主席，已故著名戲劇家魚訊先生。
　　 四年前，一個春雨綿綿的凌晨，恩師靜靜地走了，像一條春蠶吐盡最后一口絲，像一根紅燭燃盡最后一滴蠟，沒有為子女留下一句遺言，一點兒財產(chǎn)，也沒有給他的不肖弟子留下最后的誨言，就帶著他的夢想、他的追求悄悄地走了……給春天留下無限傷痛和記憶！
　　 恩師的真名實姓叫魚清佐，小名叫經(jīng)娃，陜西省白水縣人。與我屬于同鄉(xiāng)（林皋鎮(zhèn)）鄰村，兩家相距不到五公里，從我兒時的居所焦河湖畔出發(fā)，沿焦河湖下游步行半個小時，即可抵達恩師的出生地魚家河村，如果騎自行車，也就是轉眼工夫的事情。我雖然遲至上世紀70年代初，才緣于寫作得以認識恩師，但恩師作為當代文化大家，有關他的傳奇與故事，早已聞名大西北，成為我輩兒時的向往。
　　 恩師1919年3月出生于陜西省白水縣一個貧苦農(nóng)民家庭。那是一個眾所周知“洪荒”時代。恩師十六、七歲時，正是“九?一八”事變發(fā)生之后，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之前，在蒲城堯山中學上學的他，已經(jīng)追求進步，向往光明，參加了革命學生救國會，從事抗日救國活動。
　　 1937年元月，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工農(nóng)紅軍第二方面軍北上路過陜西，恩師在同官縣（今銅川市）陳爐鎮(zhèn)參加了紅軍，遂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一期學習，3個月后回紅二方面軍（1937年8月改編為八路軍120師）政治部戰(zhàn)斗劇社工作，并于1937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恩師在軍政大學學習了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和黨的文藝方針政策，提高了認識，武裝了思想，增強了革命自覺性，回到紅二方面軍政治部戰(zhàn)斗劇社積極肯干，一連參加演出了宣傳抗日戰(zhàn)爭題材的戲劇10多部，受到了120師領導賀龍、關向應、甘泗琪的表揚和全軍戰(zhàn)士的好評。在部隊領導和同志們的鼓勵下，他更加熱愛黨的戲劇事業(yè)，信心百倍地開始了戎馬疆場的戲劇生涯，與戲劇結下了不解之緣。從1938年到1948年10年間，他隨著部隊和劇團在晉察冀三省抗日戰(zhàn)爭前沿陣地出生入死，轉戰(zhàn)南北，先后在120師戰(zhàn)斗劇社、冀中戰(zhàn)烽劇社、晉綏人民文化服務團、雁門劇社、晉綏分局七月劇社等戲劇團體擔任黨支部書記、指導員、團長兼導演、編劇之職。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在血與火的斗爭中，遵照組織“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指示，利用戲劇藝術的獨特武器，發(fā)揮文化軍隊的作用，為民族戰(zhàn)爭的勝利和全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
　　 在死亡隨時威脅著人們生命的戰(zhàn)爭中，在每天都有可能風餐露宿的惡劣環(huán)境中，恩師不僅有堅定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信念和為民族為人民奪取革命最后勝利的思想，而且使自己能給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的偉大事業(yè)做出更大的貢獻，他沒有忘記不斷提高自己，充實自己，使自己成為一個對組織、國家和人民有用的人。他認為只有提高自己的思想修養(yǎng)和藝術修養(yǎng)、不斷充實自己的戲劇知識和編導演的能力，才能更好地為戰(zhàn)爭為人民服務。繼1937年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畢業(yè)以后，1941年至1943年5月他在魯迅藝術學院（魯迅文學院前身）晉綏分院戲劇系系統(tǒng)地學習了戲劇藝術的全面知識；1943年10月至1944年3月又在晉綏黨校研究班深入學習了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和《新民主義論》等哲學著作。在戰(zhàn)爭中學戰(zhàn)爭，在實踐中學理論，使恩師在革命熔爐里被鑄造成了一個成熟的革命家和戲劇家。從1938年開始，他不僅在所在各個劇團主演了幾十部戲劇，導演了《白毛女》《赤水河》《曙光照耀著莫斯科》等十幾部大戲，還親自創(chuàng)作執(zhí)導了大型戲劇《豐收》、《水災》和《陳鐵茂報仇》等作品，編寫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戲劇理論著作《戲劇概論》和《演員訓練教材》。1948年10月他在山西興縣舉辦了西北藝術學校和實驗劇團，任戲劇系主任兼劇團團長，1949年隨軍解放大西南過黃河來到西安，1950年任西北藝術學院戲劇系主任，同文學系主任田甲、著名學者匡扶教授等，共同為我們黨培養(yǎng)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戲劇家和著名表演藝術家。
　　 解放后，恩師長期擔任陜西省文化藝術界副省級領導職務。
　　 俗話說“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但恩師在陜西文化界任職卻不同一般，可以說是一個鐵打的文化官。從1955至1987年，32年間在省文化廳（局）任黨政主要負責人的41人中，恩師任黨組書記、廳（局）長等領導職務共26年，任職時間之長首屈一指。
　　 1955年元月，恩師初任陜西省文化局局長時，新中國建立不久，如何構建社會主義文化藝術事業(yè)，沒有現(xiàn)成的經(jīng)驗，加之省文化局職能廣泛復雜，有戲劇、電影、文學、音樂、舞蹈、美術、文物、圖書、群眾文化、新聞出版、印刷、發(fā)行等，一切都是新的，沒有高度的社會責任心和歷史使命感是干不成干不好的。恩師在任期間，緊緊團結帶領一班人靠中央政策和省上領導，在陜西文化藝術建設方面，做了許多開創(chuàng)性奠基性工作，有許多業(yè)績可歌可頌。如西安電影廠的接管新建，西安音樂學院、西安美術學院、文化藝術學校、電影發(fā)行放映學校、印刷技術學校和戲曲學校的創(chuàng)建等等，都付出了血汗，表現(xiàn)了文化發(fā)展的眼光。他十分重視文化干部的培養(yǎng)，提高文化干部的文化素質和業(yè)務能力。他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搞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沒有專家學者，沒有一批有政治、文化、業(yè)務素質高的干部和大量的各類藝術人才，就是一句空話”。正因為恩師對社會主義建設有了如此深刻和明確的認識，才使陜西文化基礎建設和人才培養(yǎng)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取得了巨大成果，并為以后文化藝術事業(yè)的發(fā)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更值得一提的是，恩師在陜西戲曲藝術的發(fā)掘、整理、改革發(fā)展方面功不可沒。
　　 早在西北藝術學院戲劇系當主任時期，他就在系上開設了戲曲課程，教育學生要懂得民族民間藝術，邀請民間秦腔等戲曲班社和民間藝人給學生演出和代課，使學生獲得地方戲曲知識。他在西北文化局任副局長時，成立了西北傳統(tǒng)劇目修審委員會，對秦腔等劇種的流行演出劇目從調查研究入手，按照“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進行科學的實事求是的鑒定，使其發(fā)揮積極的作用。1956年全國劇目會議之后，恩師經(jīng)過局務會議研究，決定立即成立陜西省傳統(tǒng)劇目工作室，并組成安康和關中兩個傳統(tǒng)戲曲挖掘組，全省組織了百余人，全面展開了地方戲曲藝術的挖掘、搶救和理整收藏工作。從1956到1964年，以傳統(tǒng)劇目工作室為龍頭，在挖掘工作中，恩師是要人給人，要錢給錢，要地方文化部門的支持，他親自出面疏通渠道，解決挖掘理整工作人員的一切困難，使陜西地方戲曲傳統(tǒng)藝術的發(fā)掘和理整取得了輝煌的成績。調查摸清了陜西流行戲曲大劇種40余個，整理抄存?zhèn)鹘y(tǒng)劇目8700多個，戲曲音樂、戲曲班社、藝人和舞臺等藝術資料100余萬字，并撥?？顚?yōu)秀的傳統(tǒng)劇目編成《陜西傳統(tǒng)劇目匯編》71集，正式出版。其中秦腔（包括同州梆子、西府秦腔、漢調桄桄）劇目匯編38集，共收429個劇目。通過發(fā)掘整理基本上弄清了陜西地方戲曲藝術的家底。它不僅對陜西戲曲藝術的繼承和借鑒、改革和發(fā)展提供了可借鑒的豐富經(jīng)驗，而且對戲曲史、戲曲藝術理論等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可靠詳盡的資料。這是一項功德無量的偉業(yè)。更為可貴的是，恩師和陜西戲曲界的同仁們，沒有停止在發(fā)掘繼承傳統(tǒng)藝術這一點上，把繼承與改革發(fā)展結合起來，大膽創(chuàng)造，推陳出新，使傳統(tǒng)藝術為現(xiàn)代服務。在戲劇舞臺上出現(xiàn)了一批改編演出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劇目。如《三滴血》《火焰駒》《游西湖》《金碗釵》《破寧國》《王魁負義》等等。他還同黃俊耀一塊親自改編了《女巡按》，將其搬上舞臺，取得了成功，受到了戲曲界專家和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1958年和1960年秦腔優(yōu)秀傳統(tǒng)改編劇目《火焰駒》和《三滴血》分別由長春電影制片廠和西安電影制片廠攝制為戲曲藝術片向全國發(fā)行，這是秦腔史上的第一回。而由恩師主筆改編的話劇《保衛(wèi)延安》，其影響在當時也是空前絕后的。
　　 正當陜西戲曲界為發(fā)掘理整傳統(tǒng)藝術取得輝煌成果而慶幸，恩師也為他十年辛勞獲取的這份豐富財產(chǎn)而高興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災難降臨到恩師的頭上。1964年8月，恩師帶領省京劇院《延安軍民》劇組正在北京參加全國京劇現(xiàn)代戲會演，突然接到陜西省委思想戰(zhàn)線指揮部電話，命令他即日返回陜西，停職審查。他回陜以后，才知省委派來的社教工作團已進駐文化局開展社教，讓他對照毛主席《關于兩個文藝工作的指示》，檢查“古人和死人占領舞臺”搞“封資修”的錯誤。一時間，批判會、斗爭會、檢查交待的惡風惡浪鋪天蓋地。恩師處于想不通弄不明的痛苦境地。經(jīng)過一年半時間的社教運動，恩師沒有交待一件違心的問題，鐵骨錚錚，有理氣長。
　　 社教結束前，省委思想戰(zhàn)線指揮部的領導找他談話，指出他搞封資修文藝，讓古人和死人占領了社會主義舞臺。恩師理直氣壯地說，“這都是中央文化主管部門、省委主管領導和宣傳部指導我干的，要停職檢查，他們應該首先檢查。話又說過來，我弄不清，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是不是就不要民族的傳統(tǒng)藝術了，割斷歷史不是馬克思主義”。領導說不過恩師，就派社教團的領導到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那里匯報情況。周揚聽了匯報說：“他是我們?nèi)蚊母刹浚ǘ鲙熓?955年經(jīng)國務院周總理簽發(fā)任命狀的），你們無權停職審查，有問題我們會管”。
　　 一場疾風驟雨的社教運動就這樣不了了之，恩師還當他的局長。但是好景不長，1966年夏季“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恩師因為他負責改編的著名話劇《保衛(wèi)延安》等一些莫須有的罪名，被戴上了“彭高習反黨集團成員”、“賀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三頂帽子，關進了“牛棚”，倍受迫害，他主持編輯出版的71集《陜西傳統(tǒng)劇目匯編》也被造反派拉到544印刷廠付之一炬，所發(fā)掘抄存的地方戲曲資料也遭全部封存。此后恩師長時間被批斗，挨整，飽受身心摧殘，但恩師鐵骨錚錚，堅持實事求是，不做違心事，不說違心話。歷經(jīng)“斗批改”、“五七干校”、“十年浩劫”，直到1972年恩師復出擔任陜西省革命委員會文化局領導成員兼陜西省文藝創(chuàng)作室主任，沒有查出任何問題。
　　 但是，浩劫使他在身心上受到的傷害卻是難以磨滅的，觸痛是深刻的。
　　 1983年春天，按照政策恩師離休了。他為我們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戲劇藝術的構建和改革發(fā)展付出了45年的辛勞，應該休息賦閑養(yǎng)身安度晚年了。這是一般人的理解和想法。但是，恩師畢竟是恩師，恩師不是一般人。恩師有一種精神，有一種高遠的心境，因而對他離休后的生活有自己的思考和安排，想選擇一種有意義的活法。他反復思索，覺得有兩件未盡的事業(yè)還讓他牽腸掛肚，心緒不安。一是他主持發(fā)掘和整理出來的豐富而寶貴的地方戲曲史料還封存在庫里，沒有一個好的歸宿。盡管過去的運動中它給他帶來過災難，他還是情系這份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chǎn)，應該對它有一個滿意的交待，讓它活起來，為精神文明建設服務；二是他風風雨雨45年，都干的是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新的事業(yè)，風風火火頂濤搏浪，酸甜苦辣，經(jīng)驗教訓應該靜下心來，有一個回顧和總結，不要說為后人留點什么，起碼可以給自己劃一個圓滿的句號。
　　 為了了卻這一心愿，離休以前他就與田益榮及省委主管文化的書記陳元方多次商議，說改革開放“盛世修志”，能不能給陜西戲劇也修個志，采取這樣的形式，把陜西古老悠久、璀璨奪目、豐富多彩的戲劇藝術遺產(chǎn)有效地保存下來，為現(xiàn)今服務并流傳后世。商定以后，他們借用《陜西通志》的牌子，成立了《陜西通志?戲劇志》編輯組，并親任組長。無獨有偶，正當他們在省委支持下豪情滿懷、躊躇滿志緊張工作時，中央文化部、中央民委、中國劇協(xié)《關于編輯出版中國戲曲志的通知》下達了。恩師他們一批老同志與省文化廳、省劇協(xié)、省民委商議，通過給省委宣傳部報批，成立了《中國戲曲志?陜西卷》編委會和編輯部，恩師任主編，并兼編寫《陜西省戲劇志》，一套人馬，兩項任務。恩師的第一個心愿能得以實現(xiàn)，他心里十分高興。
　　 恩師在領導編篡《中國戲曲志?陜西卷》和《陜西省戲劇志》兩套書中，上靠省委省政府的領導的關懷，下靠幾十年結交的戲劇界同行和朋友的支持，提出了“三級編志、縣為基礎”的編志思想，調動了省、地、縣千余專家學者和戲劇工作者參加編篡工作，花費了長達16年的漫長時間，終于編纂出版了兩部陜西戲劇方面的專業(yè)志書，填補了陜西戲劇有史以來沒有史志的空白。《中國戲曲志?陜西卷》《陜西省戲劇志》兩部書志，共12卷、近千萬字，包括陜西全部戲劇品種，全面記述了陜西戲劇的歷史發(fā)展和現(xiàn)實生存狀態(tài)，是陜西戲劇的總匯和文庫。它的編篡出版功在當今，利在后世。它對當今和未來陜西戲劇的改革和發(fā)展將會起到重要的作用。每當恩師在書房獨處的時候，總是笑瞇瞇地撫摸著這兩套志書說“總算了卻了我的一樁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