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橋上而嶺上，車在盤旋的山間采林道上起伏，一段隱逸的過往漸漸映出本來面目。
　　 大山深處眾多山坑中的一條。芭茅坑，其實很土的一個名字，卻因了九十多年前的那聲霹靂“暴動”，多了歷史的經(jīng)緯度。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茂林之下,那些成簇的芭茅依然自在地沿溪生長，微風吹過，桿上的黃色纖毛舞出婀娜身姿。
　　 大自然總是這般生生不息，野趣十足，讓一切存在合理。類似坑、坳、逕、坊的地名，冠上植物或動物的元素后，立馬鮮活起來。尤其當這一地名寫入一個政黨的奮斗史，它牽導著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探訪。
　　 芭茅坑即是我的尋跡之地。它是一座消失的村落。也許那些舞動的芭茅寄托了一些情感。癸卯仲春，我與將門之子朱凡心先生的首次遇見便安排在這里。電視臺的友人把他和同為紅軍長征干部后代的吳漢武先生領進了這片山林。已退休數(shù)年的朱先生執(zhí)著地探尋當年的紅色遺址，找尋紅色后人，傳承紅色血脈，《最后的紅軍——紅六軍團幸存者名錄》是他和已故老將軍呈獻給那段崢嶸歲月的滿腔赤誠。
　　 不在乎這里與紅六軍團有無關聯(lián)。也許芭茅坑暴動的故事漸為人淡忘，但朱先生的內(nèi)心總期待一種發(fā)現(xiàn)。
　　 血與火的煉獄。他仔細地打量溪邊的那一段段殘垣，試圖從散落的老磚中找到某種訊息，觸摸到那段歷史的體溫。
　　 小雨過后的山林多了幾分溫潤，清澈的溪流傳遞著大自然的歡快呼吸。而我們的話題，始終繞不開一個時代的壯美。
　　 直線距離，芭茅坑實際就在我們視覺中的青原山背。關于它的隸屬其實無所謂河東天玉。所幸的是，市林科所芭茅坑工區(qū)的設立，留下了這個地名，也讓那段紅色歷史有了原始方位。
　　 贛江與青原山有上十里的縱深。當年的紅白交界之地，芭茅坑是安全的鬧紅區(qū)。而山腳下的草坪、平湖、塘尾等地建有共產(chǎn)黨的多家地下情報站和秘密物資采運站，諸多的信息流、物資流通向百公里外的東固蘇區(qū)。
　　 上世紀二十年代，吉安的革命浪潮遭遇八六事變的重創(chuàng)。風起云涌。東固暴動。延福暴動。官田暴動。萬安暴動。泰和暴動。中鵠暴動。水東人肖道德扛起了水東革命的大旗。
　　 公元1929年2月9日，時值年關，贛西特委負責人曾山和水東區(qū)委書記肖道德組織發(fā)動芭茅坑暴動。山內(nèi)山外雙線出擊。但見贛水東岸紅旗插遍，鞭炮在鐵桶中炸響，肖道德飛騎白色駿馬，奔馳于江岸河堤，一桿德國造毛瑟長槍啪啪響起，威嚇西岸守敵。曾山率暴動隊員出芭茅坑，沿青原山天玉山腳一路打土豪分浮財。紅與白的較量，交錯，拉鋸。“九打吉安”的成功上演，給水東帶來赤旗招展。然而，隨著紅軍隊伍的撤離吉安，芭茅坑也淪為了反動派的報復之地。水東反動頭面人物麻安邦、羅達浩率敵攜洋油入山，槍殺途經(jīng)村地福庵村民數(shù)人，以窩藏紅軍之名火燒芭茅坑，原本集聚的何姓村民無奈背井離鄉(xiāng)投親靠友，今之山前、磨下、勝利、齋樓等村皆有何氏后裔。
　　 在青原的革命烈士名錄中，河東籍有227位，天玉籍有111位。我想，他們中應有芭茅坑暴動的參與者。
　　 時光久遠。誠如尋找紅六軍團幸存者之艱辛，包括地方志書在內(nèi)，已無法查證記錄芭茅坑暴動參加者的姓名，但那段歷史是實實在在的，不可湮滅的。歷史有時存在選擇性、代表性，猶如曾山、肖道德之名垂千古，也如麻安邦、羅達浩之為人恥恨。
　　 朱先生祖籍蓮花，其父朱家勝將軍當年隨王震將軍進軍新疆，朱先生成了地道的新疆人和新疆的建設者。故土情深。在芭茅坑，朱先生不時給我講述吉安某前輩參加游擊隊后輾轉(zhuǎn)成為了紅六軍團的一員，講述紅六軍團起于遂川的長征，甚至滿臉喜悅地告訴我前些日子在餐桌上巧遇一位359旅先輩的后人。離開芭茅坑后，他又微信發(fā)來參觀敦厚余秋里將軍故居照片，欣慰地回復我，富灘郭猛烈士故居正在布展，郭猛烈士曾在紅17師戰(zhàn)斗過，和他的父親是戰(zhàn)友，后留下堅持了三年游擊戰(zhàn)爭。
　　 退休后孜孜以求做好一件事。致敬朱凡心先生！
　　 其實有這樣一種負責任的歷史探尋和記錄就夠了，關鍵是我們不能將已知的那段歷史遺忘。
　　 譬如芭茅坑暴動，事實上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那段歷史，由芭茅坑而脈動的整片區(qū)域，包括毛澤覃、賀怡、曾山曾經(jīng)活動過的荊龍洞、地福庵，當年都是傳頌信仰的地方，由此聯(lián)動到整個東固革命根據(jù)地區(qū)域，整個贛西南，它們著實有資格接受另一個時代的頂禮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