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虞河》一書出版后，浦仲誠先生跟我說，你在歷代太湖治水名人中，漏了一位重要歷史人物——元代治水少監(jiān)任仁發(fā)。誠哉此言，當初擁有資料有限，多有遺漏，可惜書已經(jīng)出版，只能就此遺憾了。
　　 研究黃公望，自然涉及任仁發(fā)。任仁發(fā)，即元代畫家子明。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有“無用師卷”與“子明卷”。兩作畫片相近，技法變化較明顯。所以，許多后代學(xué)者認為“子明卷”可能是贗品，并非出自黃公望之手。浦仲誠會長卻持懷疑態(tài)度，認為“子明卷”亦有可能是黃公望70歲時在匆促間所作。此乃題外話。
　　 浦仲誠近期出版的《黃公望年譜》中，黃公望36虛歲這一節(jié)中，首次提到子明：子明，大名任仁發(fā)，號月山道人，青龍鎮(zhèn)（青浦）人。他是元代著名的水利專家、畫家，系黃公望好友。十八歲舉鄉(xiāng)貢，究心水利，學(xué)擅專門。子明早年曾任青龍水陸巡警官，后因整治大都（北京）水閘，疏浚河道有功，擢升都水少監(jiān)。都水監(jiān)是官署名，掌管河渠、津梁、堤堰等事務(wù)，相當于現(xiàn)在水利部的職能，而那時相隸屬于工部的一個部門。如果監(jiān)為正五品，少監(jiān)就是從五品，算得上高官了。黃河決口，又指揮救災(zāi)，率眾筑堤，以固河防。晚年主持疏導(dǎo)吳淞江，為大盈港、烏泥涇等河流開江置閘。1034年（元大德八年），常熟立行都水監(jiān)，子明任少監(jiān)，治理福山、滸浦、白茆、耿涇諸浦。是年五月，子明中書省上言：吳江、松江，實?？诠诺?，潮水久淤，凡湮塞良田百有馀里，況海運亦由是而出，宜于租戶役萬五千人浚治，歲免租人十五石，任設(shè)行都水監(jiān)。
　　 上述資料，可以說明兩點。一是，子明是一位體恤民情的官員，他上書建議以役免租，減輕百姓負擔。二是，他主張筑圩、浚河、置閘，與前輩范仲淹三策并重的治水方略驚人一致。三是，從宏觀角度考量太湖流域治水。
　　 不知咋回事，蘇州與常熟的水利志都遺漏了子明。子明的這一段經(jīng)歷，是在考證黃公望的史料中偶得，而記載很簡略，具體做法及功績已無從考證。
　　 太湖水面廣達2250平方公里，但水位上下幅度不足2米，像一只淺碟。這樣大的一個碟形洼地，被天目山、莫干山和鎮(zhèn)寧丘陵山區(qū)所環(huán)抱，西納茅山和天目山以東各路來水，坡陡沖淺，源短流急，一旦山洪暴發(fā)，奔騰下瀉，直注太湖。來水既豐，若出水不暢，加上由于海面升高，潮汐倒灌，易致嚴重內(nèi)澇。如遇臺風(fēng)、高潮、暴雨并襲，更將釀成大災(zāi)。太湖流域的特殊地形水系，決定了治理洪澇災(zāi)害的復(fù)雜性。
　　 據(jù)《禹貢》記載，因夏禹治水，鑿江排澇，太湖流域才有了“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的局面。震澤，是太湖的古名；三江，即淞江、婁江和東江三條入海水道，其中松江就是今吳淞江，婁江即今瀏河前身，東江即現(xiàn)在的黃浦江上游段到杭州灣的乍浦與金山衛(wèi)之間的出海通道。這三條歷史上太湖地區(qū)的排水河道，都是成陸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其分布格局，約略和這個地區(qū)狀如扇形的地形相適應(yīng)，它們對古代太湖流域的水利開發(fā)，發(fā)揮了重大作用。
　　 婁江原是太湖東北方面的出水干流，由于海岸向外延伸，中唐以后，已經(jīng)堙塞。從五代吳越到宋元明清，太湖東北地區(qū)全靠瀏河和常熟、昆山一帶的三十六浦泄水入海。到元代以后又大都淤淺，只有福山、滸浦、白茆、七浦、楊林等河港，時加浚治，尚能排泄部分內(nèi)水。隨著婁、東兩江漸趨堙廢，吳淞江成為太湖出水的主干，然而吳淞江也淤淺狹隘，行水阻滯，以致水災(zāi)頻仍。太湖水利，由唐代全面發(fā)展，轉(zhuǎn)變?yōu)橐允杩８燮謪卿两瓰橹?、隨浚隨淤的被動局面。
　　 在唐宋之際，又因修筑了吳江塘路和長橋，且明代以后洞庭東山和蘇州西南的山丘地帶間的大缺口逐漸淤塞，形成了“東太湖”。東太湖狹長淤淺，從瓜涇口泄水入?yún)卿两?，又因出水口漲灘受到阻礙，終使吳淞江更加淤淺，形同一般港浦。于是太湖地區(qū)原由三江泄水之勢，演變成了黃浦一江宣泄洪澇之態(tài)。黃浦雖寬，豈能容納全區(qū)之水？結(jié)果使太湖水系形成有網(wǎng)無綱的局面，既不能蓄，又不能泄，洪澇災(zāi)害日趨嚴重。
　　 自北宋以來，圍繞太湖的泄洪排澇，出現(xiàn)了各種治理主張，涌現(xiàn)出不少治水人物。初期有影響者當數(shù)名臣范仲淹。范仲淹（989-1952年）是蘇州吳縣人，北宋政治家、文學(xué)家，他官至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后人評價“忠義滿朝廷，事業(yè)滿邊隅，功名滿天下”。他早年的貧寒生活在太湖之濱度過，對這一方鄉(xiāng)土親人深懷情義，對家鄉(xiāng)為害百姓的水旱災(zāi)害十分關(guān)注，并付諸于治理實踐，力行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倡言。他治理太湖的主張與治跡可見于景祐元年之治水和慶歷年間的“條陳”。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六月，范仲淹任蘇州知州，時值太湖大水，而此時作為太湖出水口的三江均已受阻堙塞，東北通江諸浦與東南入海各港大都已泄水不暢，他上任之初就主動考察，仔細推敲。他認為太湖水患是由于湖東地勢低洼，太湖卻來水豐沛，“納數(shù)郡之水”，而泄水三江僅存淞江，通港入海的江浦雖多，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他提出以疏浚為主的治理主張，“今疏導(dǎo)者，不惟使東南入于淞江，又使東北入于揚子江與海”。然而，當他剛著手“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秋八月“興作未就”，便補調(diào)任到了明州（今浙江寧波），他輾轉(zhuǎn)上書，“治水有緒，愿留以畢其役”。九月詔復(fù)，再次回到蘇州。
　　 范仲淹復(fù)任后，親赴海浦，“部役開決積水”。昆山、常熟昔有三十六浦“通徹大海，迂潮則海內(nèi)細沙隨泛以入，潮退則沙泥沉墜，漸致淤塞”，他“既導(dǎo)吳淞入海，又于常熟之北、昆山之東入江入海之支流普疏而遍治之”。
　　 宋時以茜涇、下張、七丫、白茆、滸浦為昆常二邑五大浦，又以梅李塘、白茆、雀浦、福山、黃泗為常邑五大浦。而“常熟之白茆港系蘇常諸水東北出江第一要河”，次則福山塘。范仲淹擇要而疏，他“督浚白茆、福山、黃泗、許浦、奚浦、三丈浦，及茜溪、下張、七丫，以疏導(dǎo)諸邑之水，使東南入淞江，東北入揚子江與海”。范仲淹在開浚大浦，泄去積水的同時重視置閘擋潮，強調(diào)“新導(dǎo)之河必設(shè)諸閘。常時扃之，御其來潮，沙不能塞；旱歲亦扃之，注水溉田，可救熯涸之災(zāi)；潦歲則啟之，疏積水之患”。他“設(shè)填屯兵，專治浦閘”，并令“每春理其閘外”，清除淤沙。據(jù)志書記載，福山浦“江潮上下，惟此港為直截，與白茆、許浦并為要害港”“范仲淹于福山置閘，依山麓為固，舊址今尚存，人名曰范公閘……”
　　 范仲淹守鄉(xiāng)郡僅年余，景祐二年（1035年）十月即離任。他治水又值“姑蘇之水逾秋不退”之災(zāi)年，雖有文武兼?zhèn)涞膶⑾嘀?，由于時間倉促，此時的他尚不能明辨流域地勢之高下、太湖水利之原委、前人營田之利弊，此次治水雖獲一時一方之利，卻難成久遠之功。
　　 疏浚對于洼地治水雖不失為有效之法，但太湖地區(qū)情況復(fù)雜、矛盾錯綜，僅靠疏浚入江入海河浦遠遠不夠，當時由于塘浦圩田的毀壞，圩內(nèi)積澇才是造成水患的重要原因。范仲淹初期治水而不治田，圩田不修，圩岸不修，未能解決民田容水的問題。之后十年，范仲淹宦海浮沉，馳騁疆場，出將入相，他治理太湖之心卻未曾去懷。他認真研究江南的大圩古制，總結(jié)了先人特別是五代吳越治理太湖的經(jīng)驗，結(jié)合自己的治水實踐，提出了“修圩、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治理主張，較之景祐元年“疏浚、置閘”的治水實踐是一大進步。
　　 范仲淹三策并重的治水思想，對后代治理太湖具有一定影響，對后世治理水網(wǎng)圩田也起了一定的指導(dǎo)作用。
　　 范仲淹同時代的治水功勛，還有被譽為“吳中水利先驅(qū)”的郟亶和郟僑父子。
　　 郟亶是昆山人，在王安石變法期間曾擔任熙寧年間的司農(nóng)寺丞，在元祐年間任太府寺丞，晚年出任溫州知州。他總結(jié)出治水必須“辨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泄之跡”等“六得”，后來又提出“治水利害大概”七條，著有《吳門水利書》四卷，其中講到常熟：“蘇州五縣，號為水田，其實昆山之東，接于海之岡隴……常熟之北，接于江之淤沙……其地皆北高而南下。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其昆山岡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僅二百余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郟亶指出，要根據(jù)不同地形特點和水文條件，因地制宜興修農(nóng)田水利，主張疏浚與筑堤相結(jié)合。
　　 郟僑是郟亶的兒子，子承父業(yè)，成為北宋有名的水利學(xué)家，有《郟僑水利書》等著述。郟僑研究太湖水利時，十分重視地域差異，廣泛論述蘇州近鄰數(shù)郡地形、水系的特點和差異，分析太湖流域平江五縣湖泊的特點。他認為，很多水災(zāi)是因為前代堤防堰閘盡壞，不能分水排流造成的。應(yīng)該在河口設(shè)置堰閘，以防止潮水倒灌的泥沙淤積，在一些湖泊筑堤蓄水，以防止旱澇等。在治洪問題上，郟僑主張引導(dǎo)太湖上游來水，分路泄入長江、錢塘江，以減輕太湖洪水壓力，以吳淞江為太湖洪水宣泄專道，同時指出，“開常熟之滸浦、梅李浦，使水北入于揚子江”。
　　 在他們之后，對太湖重要泄水通道吳淞江的疏浚作出重大貢獻的，是明代永樂年間的戶部尚書夏元吉。夏元吉認為吳淞江自夏駕浦以下到海口130余里，潮汐易淤，難以施工，遂采取“掣淞入瀏”的辦法開浚夏駕浦，分吳淞江水從瀏河出海，這樣反而加速了吳淞江下游的淤塞。夏元吉又以淀山湖、三泖和蘇、松一帶的水，都已趨向閔行附近的大黃浦，其下游淤塞難浚，乃開鑿上海境內(nèi)的范家浜，“上接大黃浦，以達淀、泖之水”，使黃浦改向北流，到南蹌口會同吳淞江入海。當時放棄了吳淞江下游的疏浚，年月既久，黃浦擴大，遂形成“黃浦奪淞”的局面。
　　 黃浦奪淞以后，日漸擴大，太湖諸浦之水，大部分南趨黃浦，于是黃浦成為太湖出水的唯一干道。明代中葉以后，吳淞江下游的河道已經(jīng)嚴重淤塞，幾成平陸。
　　 太湖治水，始終是這片土地上的人們難于回避又無法根本解決的問題。歷代治水的經(jīng)驗告訴人們，太湖出水的總要求，必須根據(jù)全流域的具體情況，作充分的勘察、測驗，必須研究來水和去水的平衡問題，解決蓄和泄的矛盾，精確估算洪澇泄水總量，分幾路排出以及如何排出，說透徹一些，就是需要骨干河道。
　　 常熟古有“土壤膏沃，歲無水旱”之說，其實沒那么樂觀，比水旱頻發(fā)的地區(qū)稍微好一些而已。縱觀唐宋以來太湖治水，以范仲淹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以“筑圩、浚河、置閘”三策并舉，即便對現(xiàn)在，也有現(xiàn)實意義。由于國力弱，人力資源嚴重不足，小打小鬧難于從根本上解決問題。